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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
发布时间:2013-08-08    信息来源:学习时报
   
  整治风气需要制度的硬约束

  从治本的角度讲,扬汤止沸,不如釜底抽薪。当然,传统学问中治理社会主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,治标与治本相结合。正如孟子所言: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东汉名臣崔寔主张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:“刑罚者,治乱之药石也;德教者,兴平之粱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,是以粱肉治疾也;以刑罚治平,是以药石供养也。”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构筑起从上到下的健全的设防制度,束缚官员欲望释放的礼制等终究也是漏洞百出。

  现代政党无论治国理政还是从严治党,都需要制度的硬约束。制度能够合理规定相关工作部门的边界和合作原则,即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边界,同时也暗含了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。党的十八大对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,即“系统完备、科学合理、运行有效”,党风建设就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逐步完善制约权力、不容突破的“笼子”。

  需要强调的是,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,而是明确处罚标准和处理细则。不合法和出轨行为只有受到处罚、付出代价才能回归或者消除,这样的处罚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纠偏,也是对组织群体的警示和提醒。领导干部把制度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既要在行为示范上做出样子,也要在制度建设上踏石留印,抓铁有痕,严格要求。汉代荀悦在《申鉴》中说的就是“善禁者,先禁其身而后人;不善禁者,先禁人而后身”。

  构筑社会监督的防护网

  根治不良之风,需要铲除不良之风得以产生的土壤,这就不仅需要增加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,还要强化社会评价、舆论约束。智慧的古代人劝诫当政者,“人无于水监,当于民监”,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行为准则。

  将党风廉政之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,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,这就是社会善治的基本要求。社会的荣辱观、是非观、美丑观,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有效手段。人民群众自然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,是判断社会风气清浊的标准,社会监督是优良风气的孵化器,也是不良风气的杀毒剂。现代制度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,好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正向行为的助推器。社会评价与舆论影响,民间的监督,选择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,是具有终极评价成效的,评价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,这是终极意义的评价。

  在内心世界培育浩荡正气

  水有源,故其流不穷;水有根,故其生不止。作风是素质的外在表现,群众正是从党员的个体形象观察和分析党的整体形象和风气的。因此,个体素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、本源性的作用。孔子认为做人做事要坚守根本,即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。每一位执政者在内心世界里立得正,才能在与人交往中行得端,才能在工作事业中走得正,才能禁得住诱惑,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清贫,稳得住心神,经得起考验。对待权力和事业要正心诚意、心存善念、心存敬畏,这是好的风气产生的内在条件和内在因素。孟子认为,君子要培育浩荡之风、浩然之气。他主张:“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。”如果领导干部内心充满的是人间正道、是大原则,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,是对组织的忠诚和职责的尊崇,处理问题时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和群众的冷暖,这就是浩然之气。因为心中有大局、所以不敢为屑小事情羁绊;因为要为长远谋,所以不愿计较眼前得失;因为心中有正气,做事就会有锐气和朝气,就会励精图治、艰苦奋斗,就能抵制浑浑噩噩、庸庸碌碌的俗气。

  好的作风需要领导干部上行下效、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。正如柏拉图所言:“自制是一种秩序,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。”作为执政者,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,更要注重修为,而这种修为所引发的教化效应、示范效应和凝聚效应在社会治理中更具长远意义。荀子说得好:“故声无小而不闻,行无隐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润,渊生珠而崖不枯。”

   整治风气需要制度的硬约束

  从治本的角度讲,扬汤止沸,不如釜底抽薪。当然,传统学问中治理社会主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,治标与治本相结合。正如孟子所言: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东汉名臣崔寔主张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:“刑罚者,治乱之药石也;德教者,兴平之粱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,是以粱肉治疾也;以刑罚治平,是以药石供养也。”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构筑起从上到下的健全的设防制度,束缚官员欲望释放的礼制等终究也是漏洞百出。

  现代政党无论治国理政还是从严治党,都需要制度的硬约束。制度能够合理规定相关工作部门的边界和合作原则,即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边界,同时也暗含了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。党的十八大对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,即“系统完备、科学合理、运行有效”,党风建设就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逐步完善制约权力、不容突破的“笼子”。

  需要强调的是,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,而是明确处罚标准和处理细则。不合法和出轨行为只有受到处罚、付出代价才能回归或者消除,这样的处罚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纠偏,也是对组织群体的警示和提醒。领导干部把制度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既要在行为示范上做出样子,也要在制度建设上踏石留印,抓铁有痕,严格要求。汉代荀悦在《申鉴》中说的就是“善禁者,先禁其身而后人;不善禁者,先禁人而后身”。

  构筑社会监督的防护网

  根治不良之风,需要铲除不良之风得以产生的土壤,这就不仅需要增加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,还要强化社会评价、舆论约束。智慧的古代人劝诫当政者,“人无于水监,当于民监”,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行为准则。

  将党风廉政之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,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,这就是社会善治的基本要求。社会的荣辱观、是非观、美丑观,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有效手段。人民群众自然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,是判断社会风气清浊的标准,社会监督是优良风气的孵化器,也是不良风气的杀毒剂。现代制度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,好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正向行为的助推器。社会评价与舆论影响,民间的监督,选择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,是具有终极评价成效的,评价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,这是终极意义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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